刮光了人民的财力
（一）苛税恶。
伪满政府的岁入，从１９３３年的六亿元增长到１９４４年的二十一亿五千元，贩卖鸦片的利益占岁入的第一位。据伪满禁烟总局１９４４年的统计，当时领有吸烟证的为二百万人。这当然是不可靠的缩小了的数字。即使以二百万人计算，每人每日平均吸烟六角（每一小包鸦片烟三角，每人每日至少需要二小包），一年总计就是四亿三千多万元。在伪满的税收中，烟酒税占岁入的第二位，农业税占第三位，牲畜税占第四位，营业税占第五位，关税占第六位，户口税占第七位。以上各税的数字已忘记不详，但是可以断定绝大部分是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来的；只有关税一项，表面看来似乎大部分由日商负担，实际是降低关税、奖励日本商品的输入获得暴利。而商品的消费和使用绝大部分还是中国人民，也就是日寇所获的暴利还是担负在中国人民的身上。
在这些税捐之外，还有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。例如农村的村会费，城市的区会费、兴农会费、协和义勇奉公队费、爱路团费、邻组费、国防献金、飞机献金等等，都是按土地和户口抽税，每顷地按十元计算，总计又刮去二亿多元。
按户滩派之数还不在内，刮得人民焉得不光。
（二）强制储。
１９４３年，伪满政府经济部提出的储蓄目标为六十亿元，指定农村负担十亿元，其余部分由城市工商业负担。城市工商业边存边取，这是工商业金融运用周转的规律，原无何等困难，而农村却大有问题。由于当时农民全年收入不过十亿多元，还不足生产粮食费用的百分之八十，岂能还有余款可存，但在伪政府强制储蓄之下，只好另借高利贷，才能交出储款渡过难关。高利贷年利加倍，而伪满银行储款年利只有六分，即存款十元可得六角的微利，却须付出十元高利贷的暴利，也就是又增加了九元四角的债务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农民全年收入十亿元，而生产成本损失了二亿元（每吨粮食损失二十元），再加上高利贷利息一亿元及苛税恶捐二亿元，合计为五亿元。也就是全年收入十亿元，支出十五亿元，损失了五亿元。农民日益贫困，濒于死亡边沿。
（三）金银器皿及妇女首饰被搜罗一。
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日寇已把东北的东三省官银号、边业银行、吉林省永恒官银号、黑龙江省广信公司和军阀官僚们的金银财宝，统统抢夺一空，送回日本；把东北旧政权发行的奉票、永恒官帖、广信公司官帖等统统作废，代之以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。但是这项纸币并没有金银现货的准备，仅可以兑换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，而朝鲜银行纸币也没有现货作为保证，仅以日本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兑换的对象。换句话说，保证伪满币值的现货，却存在日本银行那里。因此，日本通货贬值，伪满纸币立即随之贬值。１９３３年伪满中央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为六亿元，至１９３８年后逐渐增至五十亿元。
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，军需孔亟，物资缺乏，通货膨胀，币值贬低，外汇告绝，库存空虚。伪满开始搜刮黄金白金白银，强行收买金店的金银存货，禁止制作金银器皿首饰，命令金店代收金银，号召人民献纳金银，私藏者有罪，告密者受奖。并于交通要路设有关卡，车船暗置特务，搜翻行人旅客的行囊腰包，甚至检查肛门阴户，打骂污辱，发现金银首饰一律抢去。即使多年来父传子、母传女的纪念遗品，夫妇间的信物，也毫无例外地抢个干干净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