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，谁人能不惊呼神奇！梁启超等三人在小说中对上海世博会的百年预言，并非完全是悬想妄测。这与梁启超他们的亲身经历有关。1903年正月，当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新大陆，行途中他虽错过了因财政问题延期的圣路易斯世博会，但梁任公分明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于提升城市繁荣的重要作用，触发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灵感。陆士鄂的创作也是如此。陆士谔在小说中那些先进的意识、大胆的设想，一部分是受了在海外求学的弟弟妹妹的影响。同时他和吴趼人的创作，明显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。他们在小说中梦想的北京万国和平会，适与上海办博形成前后关联，如此正显出和平与繁荣的两大主题。小说中“立宪——和平——盛会”的三大招牌性元素，是作家强国梦的文学变奏。
在20世纪初，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作家共同的“中国梦”，不应仅对此作单纯的文学理解，而更应该看作这其实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的一种政治构想。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言，之所以要专门创办一个文学杂志来刊载他的小说，是因为他相信：“顾确信此类之书，于中国前途，大有裨助。”梁启超他们所有的文学活动如出版杂志、倡导文学革命，其目标最终还是希望像《新中国未来记》这样的政治小说能够在中国风行起来，有助于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——“国家”的形成。梁启超他们的政治小说重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“少年中国”形象，并对国家的缔造进行了史的描绘。这在小说史上是史无前例的，开民族国家叙事之先河。
鲁迅在评论晚清小说“特盛”现象时说道：“‘富强’尤致意焉。”晚清的作家们“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”，有的用如椽大笔去想象一个未来强大的民族国家，有的用寓言去象征寄托自己的变革理想，有的则对民族国家的历史予以描绘、讽喻国事。国家的主体形象在文学中逐渐确立起来，中国现代文学对“中国”这一现代民族国家不断进行艺术想象，呈现出各种审美形象，不同时期，面貌各异，形成一个中国形象的谱系。晚清政治小说由于其政治和艺术上的天然不足和历史局限，不久便退出了文坛，然而，梁启超等一代志士仁人在晚清小说界革命中强烈表现出来的“中国梦”，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政治与文化的遗产。
